年，章太炎第一次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孙中山，两人关于“若是改朝换代，该定都何处”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孙中山列出了武昌、西安、伊犁三个城市。
章太炎将孙中山所言记录在其《訄书》之中，正所谓：“谋本部则武昌，谋藩福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谨而又慎：纵览孙中山的建都设置流变孙中山曾申明首都设置的重要性：“都城问题，是与存亡利害有着最密切关系的。”
自然，对于中华民国都城的设置，孙中山的考量抉择有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康有为曾提出：“就应当迁都上海。”
彼时，十里洋场，上海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发达城市。
然而，孙中山却不曾将上海放在建都考虑名单之列。
诚然，上海此时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若是作为首都，上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战略纵深；这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城市，不适合成为大国之心脏腹里。
直到年，孙中山才正式回应为什么从未将上海列入建都名单：“总有人说，国家文明发达，需得看海岸线长短，上海辐辏繁华，最适宜……孰不知，上海租界环立，腹背受敌，最不可靠。一旦强敌压境，必趋危殆。”
因而，孙中山首先罗列出了：广州、北京、重庆、兰州、太原、疏勒、西安、开封、伊犁等城市。
年，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他同宫崎寅藏谈及建都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一都四京”主张，即“一都”武汉，“四城”——北京、南京、广州、重庆的主张。
这一主张及至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是章太炎《訄书》有记载，孙中山自己也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记载道：“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简而言之，若是想割据一方，据易守难攻之地，武昌最合宜；若是想统一中国，莫不过定都西安；若是想征服亚洲，应当建都伊犁。
这一番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一些文人墨客嘲讽孙中山：“歪邪讨巧，特意求新。”
自古繁华长安街，武昌是古军事重镇，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伊犁一个西北边陲之地又凭什么冠以“谋大洲”的名头？
尽管孙中山在此后缩小建都范围，年，在和袁世凯的谈话中他表示：“谈及迁都问题……将来或武昌、或南京，否则开封。”
年4月，孙中山曾在武昌发表演讲，论述建都武昌的优势条件：“枢轴总览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实乃天府重地。”
同年十月，孙中山再论南京之优势：“南京握全国之中，长江流域界于十八省之间，武昌虽然地点适中，但是若论交通便利，还以长江之最的南京为上佳。”
孙中山毫不吝啬对南京的赞美，正所谓：“据长江之险，拥镇江、江阴炮台，攻守皆备；经济上而论，鱼米之乡，不必武昌米需外购，运费繁重，况南京为海军之根本，若是设置制造厂，材料益家便宜。”
根据当时的形势，种种考量之下，孙中山最终选择定都南京，但他始终没有收回自己对伊犁的赞誉——“可以谋大洲”，甚至于一直致力于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希望在20世纪重启西部门户。
至于为何没有选择迁都伊犁，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和袁世凯势力的焦灼和对峙，根本原因则在于，伊犁虽然具备一统亚洲的区位潜力，但彼时的中华民国若要完全开发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此事被一搁再搁。
西北门户，塞外江南：伊犁的角色伊犁，地处中国西部边陲，是亚欧大陆桥中国境内的西桥头堡，是全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通道。
地处边陲，为何能被孙中山一眼看中，选入建都名单之列？
毕竟，比起南京和武昌，甚至是西安，伊犁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想一探伊犁一地的妙处，还得回到孙中山所在时代，共先生之忧乐，体先生之远谋。
19世纪七十年代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深重，一时间，社会革命和变法图强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