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期民族迁移的差异，月氏与乌孙的西迁影响与变革
西域民族主要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此，迁徙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本能，但西汉时期西域民族大规模迁徙乃至国家移民的发生，主要是受时局、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月氏人和乌孙人的西迁。
月氏人原本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控制十万索"，蔑视匈奴的力量。汉朝初年（约公元前年），匈奴击败月氏，月氏首领的头颅被博尔敦统治者残忍地用作酒器。结果，月氏人被迫西迁，少数无法离开的月氏人混入了当地的羌族，被称为小月氏。西迁的月氏人打败了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赛人，迫使赛人迁往帕米尔高原。
乌孙本是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的一个小国，但在匈奴的支持下逐渐强大起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汉时，曾向汉武帝报告乌孙的情况，他说："昆莫收其民，攻邻近小城，控数万絺，习攻战，单于死后，昆莫之民徙远方，中立不与匈奴战。"汉书-州域传》中对乌孙人西迁有如下描述："乌孙昆莫败大月氏，大月氏迁大夏，乌孙昆莫居之，乌孙遂为西戎、大月氏"。
综合这两段描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张骞于公元前-年间被羁留在匈奴，而张骞在归汉后的报告中提到了乌孙的西迁，说明乌孙的西迁发生在公元前-年之间。其次，乌孙人在西迁之前"攻击周围的小邑"这一事实表明，乌孙人已经吸纳了周围地区许多小部落的人口，而且乌孙人在西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吸纳其他民族的人口。其次，乌孙人在西迁之前"攻打周围的小城镇"，说明乌孙人吸收了当地许多小部落的人口，乌孙人在西迁过程中必然会继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口、而月氏人在西迁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留在了祁连山地区，导致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乌孙人占据了进攻的主动权，最终导致乌孙人轻松击败月氏人。
第三，乌孙人将月氏人驱逐出伊犁河流域，占领了月氏人，并在赤谷建都。乌孙和月氏的西迁，为西汉王朝打破匈奴势力、开发西域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此外，西汉与匈奴为争夺西域爆发了多次战争，导致人口频繁向西域迁移。据史书记载，汉宣帝桀三年，车师王投降汉武帝。由于车师疆域是西汉与匈奴战争的焦点，匈奴得知车师王降汉的消息后，派出大军镇压车师王，车师王五桂匆忙赶往乌孙。汉宣帝元康四年，西汉王朝在焉耆封前车师王的儿子军君为车师王，"迁车师居民皆居于阙里"。
西汉末年，汉元帝太初元年（公元前48年），郅支单于杀死了汉朝使者顾忌。呼韩邪单于知道汉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决定西迁康居，归顺汉朝，并在西汉王朝的支持下变得更加强大。在迁徙过程中，很多人死于伤寒病，最后只有人到达康居。后汉建昭三年，西域都督甘延寿和陈汤攻入康居，杀死郅支单于，匈奴余部留在康居。
民族移徙促进民族融合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许多历史时期，中原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动力，使各民族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领域相互渗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族与少数民族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融合与同化。在中华民族资源汇聚、潮流涌动、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建立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并在这一不可分割的纽带中结合、发展、进步。
中国各民族的相邻和互动与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密不可分。不同民族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我国民族空间分布的复杂性，但这一背景也保证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互补互利，各民族在情感交流中加深对彼此的认同。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一直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
西汉时期，民族迁徙与迁移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西域民族发展史上，中原与西域之间、西域各民族之间的民族迁徙，是伴随着西汉对西域的开拓而发生的。围绕"断匈奴之右"的基本战略，西汉在西域发动战争，向汉朝派遣使节，和亲，迁徙边境和屯田、部分民族因历史和自然原因从西域内迁中原，西域各民族的分化与聚合，都是民族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调整与冲突的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生产、语言文字、礼仪、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水平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向中原文明靠拢，但更重要的是，民族的迁徙导致了主体民族的混杂。
由于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天下观"，西汉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倡民族通婚，以争取各族人民的支持，而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也吸引了众多少数民族融入中原文明。
因此，在西汉时期，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民族间通婚都非常普遍。西汉时期的一个典型现象是与乌孙缔结和亲，以稳定关系。和亲可以减少和缓解民族偏见。此外，以婚姻为基础的密切的相互关系，如婚姻双方建立的兄弟、叔侄、甥婿关系，以及招徕、赋税、赏赐、互市等，不仅促进了内部宗族的融合，也扩大了西域邻近城镇的影响，使西域其他城镇不断效仿。
特别是长期生活在汉地、学习汉族语言文化、参与汉族名臣名士交游谈论的各国门客汉化现象更加明显，他们回到西域对民族融合的影响不可低估。同时，移民内地定居的西域人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愤世嫉俗的倾向更加明显，在与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通婚、同居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
此外，月氏、乌孙整体西迁，大量汉族和北方匈奴部落迁入西部地区，改变了西部地区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使当地土族塞人开始与迁入该地区的多民族杂居，为西部地区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民族迁徙的动态过程中，民族界限不断被打破，民族隔阂逐渐消失。因此，各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经济、文化甚至血缘关系在民族迁徙过程中得以实现，民族融合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