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往历史可追溯至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这段跨越近两千年的深厚渊源，见证了双方在文化、经济等多领域的交流与融合。《丝路山水地图》（局部），亦被称为《蒙古山水地图》，是一幅描绘古代丝绸之路的珍贵画卷。它诞生于明中后期，由佚名画家以绢本设色精心绘制，如今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这幅地图不仅展现了丝绸之路的壮丽风光，更见证了我国与中亚各国深厚的历史渊源。
追溯中亚交往与丝路的开辟在两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派遣张骞西行前往中亚联络大月氏。尽管此次战略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这一行动却大大加深了我国与中亚各地的相互了解，从而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序幕。张骞的使团从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行程数万里，历经艰辛，最终到达了葱岭以西的乌孙、康居、大宛等地，这些地方都成为了丝路上的重要枢纽。以康居为例，这个位于西汉都城长安以西约一万两千三百里的国家，其风俗与月氏颇为相似。据《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记载，康居拥有“控弦者八九万人”，虽然数量上不及大月氏的“控弦者可一二十万”，但康居依然被视为“地区强国”，在东西方的交往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至今在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等地仍有所发现。年，哈萨克斯坦的考古学家在南哈萨克斯坦州的奥尔达巴辛区，对库尔托别遗址进行了发掘。他们出土了一块刻有古康居文献的黏土砖，这块砖上的文献共有六行44个字符，展现了阿拉美亚文献的独特风格。这些文献记载了关于古康居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其价值无可估量。
此外，西汉张骞的西行虽然最初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但丝绸之路的开通无疑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各地的物质文化交流。沿线的蒲陶（即葡萄）、苜蓿、胡瓜（黄瓜）等农作物，都被陆续引入中原，丰富了我国的饮食文化。与此同时，张骞在中亚还目睹了来自我国四川的雛竹杖、蜀布等商品，它们经由“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传入该地区，深受当地人民喜爱。这一事实充分展现了文明间物质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互鉴性。
到了东汉时期，定远侯班超决心重通西域，再次打通丝绸之路。他派遣属吏甘英沿博望侯张骞的足迹向西行进，以中亚为跳板，不畏艰辛，拓展丝路，试图与大秦（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尽管最终未能抵达目的地，但甘英的探险之旅却彰显出两汉时期中亚地区已成为我国通往欧洲的重要起点。
三国至隋唐时期的交流在汉末魏初，河西地区陷入豪强割据的混乱局面，商旅时常受到劫掠、货物被强征以及勒索等不法行为的困扰，使得丝绸之路的交通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为了稳定局势，魏明帝曹叡任命仓慈为敦煌太守。仓慈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市场秩序，确保货物交易的公平性，并专门派遣人员护送商人，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物不受损失。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丝绸之路的恢复与稳定。在曹魏的治理下，丝绸之路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众多来自中亚的商贾沿着河西走廊，穿越敦煌、酒泉、武威、金城等地，纷纷驻足于繁华的洛阳。他们带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包括珍贵的金银、清香的樟脑、馥郁的麝香，以及大量的小麦和织物等。
然而，随着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到来，丝路沿线出现了诸如前凉、后凉等割据政权。尽管这些政权也致力于发展丝路商贸，但受限于国力与战乱环境，对外交流的规模显得颇为有限。
到了隋唐时期，我国与中亚各地的物质文化交流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中亚商人在进行商贸活动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唐代大诗人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绘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景象，便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这表明，客居在华的商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对中原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与融入。
此外，丝绸之路在6世纪更是迎来了新的历史篇章。明代宫廷内府中珍藏的一幅《丝路山水地图》，即《蒙古山水地图》，便生动地描绘了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城郭、关隘、山川、寺庙等地理坐标。这幅长2米、宽59米的图卷，不仅展现了丝绸之路的壮丽风光，更蕴含了大量关于中亚的珍贵信息，进一步印证了我国与中亚各地日益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在《丝路山水地图》中，我们可以一窥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名城。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俄失（Osh，今译奥什）”，塔吉克斯坦的“火站（Khujand，今译苦盏或胡占德）”、“克力空（Qurghonteppa，今译库尔干秋别）”，以及土库曼斯坦的“马力翱（Merv，亦称木鹿，今译梅尔夫）”等地名，都清晰地展现在这幅珍贵的地图上。同时，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儿黑纳（Margilan，今译马尔吉兰）”、“掩的干（Andijan，今译安集延）”、“卜哈剌城（Bokhara，今译布哈拉）”和“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撒马尔罕）”等名城，也在这幅地图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值得一提的是，在《丝路山水地图》所描绘的“撒马儿罕”城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座名为“望星楼”的建筑。这座建筑实际上就是声名远扬的兀鲁伯天文台(UlughBegObservatory)，它见证了撒马尔罕在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辉煌。这座著名的“望星楼”建筑，实为兀鲁伯天文台，始建于帖木儿帝国时期，由帖木尔大帝的孙子兀鲁伯亲自主持建造。它凭借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天文台之一。
明朝时期人们对中亚的人文、地理及科技已有相当的了解，这从兀鲁伯天文台的建造便可窥见一斑。然而，随着清初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崛起，天山南北的丝路要道被其控制，康熙二十七年（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年），康雍乾三朝与准噶尔部的战争持续了近70年。战争结束后，清高宗弘历下令在巴里坤至伊犁沿途设立堡垒和关卡，并定期巡查，以确保丝路沿线的物质文化交流能够逐步恢复。这一举措吸引了中亚各地的商贾，他们纷纷踏足伊犁、喀什噶尔以及塔尔巴哈台等地，开展丝绸、茶叶、玉石、马匹等贸易活动。
这一历史进程不仅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探索、建立、开拓与发展，更体现了我国与中亚之间从隔绝到沟通、从陌生到相知的转变。它推动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古代文明体系的互动与互鉴，促进了文化、经济以及科技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